長征中的故事2020新版
中國工農紅軍主力從長江南北各蘇區向陝甘革命根據地(亦稱陝甘蘇區)的戰略轉移。“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當年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陝北之後，毛澤東同志曾就長征作過如此精闢的總結。下面小編給大家介紹關於長征中的故事，方便大家學習。
長征中的故事1
在中國工農紅軍的長征隊伍中，有這樣一位特殊的“犯人”：他被押解著走完長征路，雖然備受煎熬，但仍然樂觀豁達，積極參加宣傳工作，後經周恩來解救才重獲自由。
他，就是著名民主人士廖仲愷、何香凝的兒子，曾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廖承志。
失去自由
1933年8月，廖承志離開上海，帶著中共中央給紅四方面軍的指示信和敵軍密碼破譯法手冊，化裝成碼頭工人，從重慶轉到成都，同四川省委常委羅世文一起，在交通員的護送下，經過一番周折，在3個星期後，來到川陝革命根據地以“何柳華”的名字參加中國工農紅軍。他先後任川陝蘇區省委常委、工會宣傳部部長，1934年初，調任紅四方面軍總政治部祕書長。那時的他年方26歲。
1931年起，紅四方面軍的主要負責人張國燾推行“左”傾路線，他以“肅反”為藉口，採取刑訊逼供的殘酷手段任意捕殺黨和紅軍幹部，給鄂豫皖、川陝根據地和紅四方面軍建設造成很大損失。年輕的廖承志勇敢地批評張國燾的錯誤，遭到張國燾的打壓批判。本來張國燾對廖承志帶著中央給紅四方面軍的指示信來就心懷不滿，因為中央在信中批評他沒有堅持鄂豫皖根據地。
1934年9月，張國燾等人在四川巴中縣川陝省委駐地後的娘娘廟裡，對廖承志進行審訊。因反對張國燾的“左”傾錯誤，廖承志被強加上“特務”的罪名，開除黨籍，囚禁起來內定“槍決”。從這之後，廖承志便失去了自由。
倖免於難
當時，鄂豫皖蘇區“肅反”被抓的幹部黨員大多都被殺害了，廖承志能夠倖免於難，除了他父母的聲望之外，更主要的原因是廖承志的繪畫才能。鐵竹偉在《廖承志傳》一書中說：“張國燾之所以沒殺廖承志，除了他的家世，除了共產國際和黨中央的壓力，頂實際、頂重要的還是他會刻蠟版，會畫畫，張國燾在根據地要印行鈔票，都離不開他。”
長征路上，作為“犯人”，被押著隨軍長征的廖承志的處境更是困難重重。他翻越了終年積雪的夾金山、折多山，又艱難地走過茫茫的藏族遊牧區——甘孜。不僅飢餓、寒冷、勞累折磨著他，“戴枷”長征的痛苦更是令人難以想象。但他始終堅信黨，堅信革命事業一定能勝利，堅信自己一定能獲得自由，始終保持豁達樂觀的精神。
廖承志多才多藝，在艱苦的環境中，在巨大的精神壓力下，始終對黨忠貞不渝，工作一絲不苟。在紅色中華通訊社(新華社前身)工作時，廖承志被抽去搞新聞臺工作。他懂英、日、法、德、俄等語言，每天負責把外電翻譯成中文。他廢寢忘食，夜以繼日地工作，每天都譯6000多字的電文。
1935年，在四川境內，廖承志寫下了《戴枷行萬里》這首詩：
莫蹉跎，歲月多。
世事渾如此，何獨此風波。
纏索戴枷行萬里，天涯海角任銷磨。
休嘆友朋遮面過，黃花飄落不知所。
嗚呼，軀殼任它溝壑填，腐骨任它荒郊播……
偶遇周恩來
1936年9月，紅二、四方面軍相繼進入甘肅、寧夏。時任中央軍委副主席的周恩來一直打聽隨紅四方面軍長征的廖承志等同志的訊息。一天，在去寧夏同心縣預旺鎮的路上，周恩來偶然碰到被保衛部門看押、隨隊行軍的廖承志等人。
廖承志看到周恩來，心情萬分激動。周恩來是1924年認識廖承志的，那時他年僅16歲，還是個學生。與周恩來一別10年，如今他卻是一個被“開除”了黨籍的“犯人”。在這種情況下，廖承志不知如何是好。
據廖承志回憶，當時他心想：是躲開還是不躲開呢?旁邊有人押著我，如果我和周恩來同志打招呼、說話，我怕會給他帶來麻煩。我正在猶豫的時候，周恩來同志走過來了，看見我被押送著，他臉上沒有任何表情，若無其事，也沒有說話，但同我緊緊地握了手。當天晚上，周恩來同志派通訊員找我到司令部去。我進屋後看到一大屋子人，張國燾也在。張國燾明明知道周恩來同志認識我，卻陰陽怪氣地問：“你們早就認識嗎?”周恩來同志沒有直接回答他，卻轉而厲聲問我：“你認識了錯誤沒有?”“認識深刻不深刻?”“改不改?”……我都一一作了回答。周恩來同志便留我吃飯。吃飯時，周恩來同志只和張國燾說話，也不再理會我。吃過飯就叫我回去。我敬了一個禮就走了。
長征中的故事2
“睡到半夜深，門口在過兵。婆婆坐起來，側著耳朵聽。不要茶水喝，又不擾百姓。只聽腳板響，不聽人作聲。婆婆門縫看，原是賀龍軍。媳婦快起來，門口掛盞燈。照在大路上，同志好行軍……”
這首歌謠名叫《門口掛盞燈》，在張家界市桑植縣民間廣為流傳。張家界市委宣傳部外宣辦主任王建軍說，在市裡工作了近20年，每次踏上家鄉桑植縣這片土地，哼起這首媽媽從小教會自己的歌謠，總會恍惚走進了80多年前那段戰火紛飛的歲月。
歌謠講述的是桑植縣紅軍長征出發，軍民魚水情的故事。桑植縣位於湖南西北邊陲，地處武陵山脈腹地，是賀龍元帥的故鄉，也是紅二方面軍長征出發地。
“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長征出發地紀念碑”，在桑植縣劉家坪乾田壩朱家山，高17米的長征紀念碑靜靜地矗立。紀念碑底座的四周，密密麻麻刻滿了犧牲紅軍將士的名字。81年前，二、六軍團共約17000名紅軍將士，從這裡誓師出發，開始了萬里長征。
1927年賀龍參與領導南昌起義，率領的部隊8000多人中，近一半人來自他的老家桑植。起義失利後，賀龍只帶了8個人回桑植。“儘管三千人去八人還，可不到一個月，又有數千名桑植兒女加入紅軍。”桑植縣黨史研究室向佐柏說。
在洪家關賀龍紀念館，賀龍元帥的堂侄賀學舜老人，拿著厚厚的一本書的手稿，向記者們講述起“72名賀龍家族的婦女”的故事。“紅軍丈夫或者犧牲了，或者長征之後再也沒有回來，72名賀龍家族的婦女就一直守望著。”
紅軍師長賀錦齋的夫人戴桂香，從1928年起，整整71年守望丈夫賀錦齋，直至生命的最後一刻。71年歲月裡，她時常會吟唱起這一首當年和丈夫賀錦齋一起改編填詞的桑植民歌《馬桑樹兒搭燈臺》：“馬桑樹兒搭燈臺，寫封書信與郎帶，你一年不來我一年等，你兩年不來我兩年挨……”
每次接待記者採訪，王建軍就會哼起這首不能再熟悉的歌，親切感和榮譽感在心裡升騰。他說這不僅是對丈夫的守望，更是對信仰的守望，對未來的守望。
長征精神深深烙印在桑植人民心中，代代相傳。緬懷革命先烈的手抄報，重陽節去光榮院照顧老紅軍……桑植縣洪家關中心國小通過各種形式，讓學生學習紅軍長征精神。
和歷史相似的是，當代桑植又有一場“新長征”需要再出發。有著紅色榮光的桑植縣，也是我國武陵山片區扶貧攻堅的主戰場。從上世紀80年代起，桑植就被列入國家重點扶持貧困縣。截至2015年底，桑植尚有貧困人口10.2萬人，佔農村人口的32%。全縣還有62個村未通水泥路，167個村未實施農網改造，20萬人未解決安全飲水問題。
這幾年來，不變的是那山那水，不變的是桑植人民的紅色信仰，變化的是山裡人一步步脫貧致富的獲得感。
63歲的利福塔鎮村民胡運孝，住上了好房子：兩室一廳，整潔的院子，生活設施齊備。就在2015年以前，他還住著上世紀40年代建的不足30平方米的木屋。
這要歸功於縣裡推行的“陽光院”模式，即對貧困戶採取集中安置，提供每套30—60平方米不等的安居房，“產權歸公、免費入住;進退有序、滾動週轉”。“計劃到2019年修建1600套陽光院，讓全縣所有的農村特困戶，都能異地搬遷，實現脫貧。”縣扶貧辦負責人介紹說。
僅僅實現安居夢還不夠。桑植縣嘗試將扶貧資金使用權下放到鄉鎮，實現基層“責權相稱”;建立脫貧創業產業專案“孵化庫”，讓貧困戶擇優選擇;推行精準扶貧沙龍，搭建產業發展平臺，啟用基層創業熱情;整合部門資金，組建貧困學生資助管理中心，力爭實現“不讓一個學生因貧困而失學”目標……縣裡幹部介紹，2016年，全縣預計減少貧困人口2.4萬，貧困發生率降到11.8%。到2019年，完成全縣脫貧摘帽任務，確保貧困人口全部脫貧。
“致富道路上，桑植縣也是剛剛出發。”縣裡領導說，“但是初心不改，守望不變，激勵著我們一直前行。”
長征中的故事3
從貴州桐梓沿川黔公路出發，遙遙便可望見一座高大的金色浮雕屹立在山腳。浮雕上，戰旗飄揚，紅軍將士躍馬橫槍，前仆後繼……我們知道，婁山關到了。
婁山關，北據巴蜀，南扼黔桂，為黔北咽喉。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勢，是兵家必爭之地。
在婁山關西側的小尖山上，兩根並立巨柱組成的紅軍戰鬥紀念碑莊嚴威武，默默地講述著當年那場激烈的戰鬥——
1935年2月25日凌晨，紅三軍團在軍團長彭德懷的率領下，採取正面攻擊和兩翼包圍的迂迴戰術，向婁山關挺進，與敵軍爭奪關口。敵人憑險據守，紅軍猛烈攻擊，一舉拿下婁山關，殲滅黔軍4個團。
“婁山關戰鬥是中央紅軍長征以來打的第一個大勝仗，沉重地打擊了敵人的囂張氣焰，充分顯示出遵義會議調整軍事主要領導人後，紅軍在毛澤東軍事思想指導下發揮出的巨大威力。”79歲的解說員肖開基激動地說。
此前，由於受“左傾冒險主義”影響，紅軍節節敗退。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紅軍在戰略指導上徹底放棄了消極防禦的路線，轉而實行積極防禦的軍事指導方針，即著眼打破強敵的圍追堵截，寓戰略防禦於戰役進攻之中，以戰役攻勢爭取戰略防禦主動。
從消極到積極，在強敵環伺中忽而猛衝猛殺，忽而聲東擊西，紅軍就像獲得了新的生命，一改之前“處處受制於敵”“走也走不動，打也打不好”的被動處境。
勝利面前，紅軍將士認清了這樣一個事實：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找到了前進的正確方向，探索出了革命發展的正確道路，是使我軍立於不敗之地的根本保證。只要我們堅定不移地沿著這條路走，即使再多艱險、要啃再多的硬骨頭都不怕!
時代的腳步，總在不斷跨越艱難險阻中愈發堅實。
婁山關上，昔日紅軍戰鬥過的塹壕、彈坑早已披上了一層厚厚的綠裝。在公路四通八達的今天，我們已經很難用眼睛判斷婁山關“萬峰插天，中通一線”的險要。作為軍事重地的角色，婁山關已經淡出人們的視線，但它在紅軍革命史上的里程碑意義卻永遠不會磨滅。
“攻下婁山關，揭開遵義大捷的序幕，展示了遵義會議的曙光。”婁山關紅軍戰鬥遺址陳列館副館長黃偉介紹說，“這場勝利，離不開正確的軍事指導和將士的浴血奮戰。”
《紅星》一篇社論這樣寫道：這一勝利是在黨中央局擴大會(遵義會議)，反對單純防禦路線，採取了正確的軍事領導之後的勝利……這說明了：只要有正確的軍事領導，只要不怕疲勞，勇敢作戰，我們就能消滅與戰敗任何的敵人。
理想穿越時空，精神輝映未來。80年後的今天，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一條“政治建軍、改革強軍、依法治軍”的科學大道正在我們面前展開。
改革的雁陣已經形成，振翅前行依然任重道遠。迢迢征途，我們如何在改革強軍的新長征中闖關奪隘，奪取勝利?
號令如山：“越是難度大，越要堅定意志、勇往直前，決不能瞻前顧後、畏首畏尾。只要全軍統一意志，敢於啃硬骨頭，敢於涉險灘，就沒有過不去的火焰山!”
革命戰爭年代，廣大指戰員“刀山敢上、火海敢闖”，我軍由小到大、由弱到強，無堅不摧、無敵不克。面對強軍征程中的一個又一個險灘壁壘、頑症痼疾、棘手難題，同樣需要甘灑熱血的犧牲精神，同樣需要攻堅克難的“敢死隊”，打通落實的“最後一公里”。
“西風烈，長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馬蹄聲碎，喇叭聲咽。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從頭越，蒼山如海，殘陽如血。”
婁山關下，山壁間巨幅碑石上鐫刻的《憶秦娥·婁山關》，大氣磅礴，金光奪目。迎著獵獵晨風，肖開基老人情不自禁地高聲誦讀。慷慨激昂的聲音在山谷迴盪。
長征中的故事4
“睡到半夜深，門口在過兵。婆婆坐起來，側著耳朵聽。不要茶水喝，又不擾百姓。只聽腳板響，不聽人作聲。婆婆門縫看，原是賀龍軍。媳婦快起來，門口掛盞燈。照在大路上，同志好行軍……”
這首歌謠名叫《門口掛盞燈》，在張家界市桑植縣民間廣為流傳。張家界市委宣傳部外宣辦主任王建軍說，在市裡工作了近20年，每次踏上家鄉桑植縣這片土地，哼起這首媽媽從小教會自己的歌謠，總會恍惚走進了80多年前那段戰火紛飛的歲月。
歌謠講述的是桑植縣紅軍長征出發，軍民魚水情的故事。桑植縣位於湖南西北邊陲，地處武陵山脈腹地，是賀龍元帥的故鄉，也是紅二方面軍長征出發地。
“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長征出發地紀念碑”，在桑植縣劉家坪乾田壩朱家山，高17米的長征紀念碑靜靜地矗立。紀念碑底座的四周，密密麻麻刻滿了犧牲紅軍將士的名字。81年前，二、六軍團共約17000名紅軍將士，從這裡誓師出發，開始了萬里長征。
1927年賀龍參與領導南昌起義，率領的部隊8000多人中，近一半人來自他的老家桑植。起義失利後，賀龍只帶了8個人回桑植。“儘管三千人去八人還，可不到一個月，又有數千名桑植兒女加入紅軍。”桑植縣黨史研究室向佐柏說。
在洪家關賀龍紀念館，賀龍元帥的堂侄賀學舜老人，拿著厚厚的一本書的手稿，向記者們講述起“72名賀龍家族的婦女”的故事。“紅軍丈夫或者犧牲了，或者長征之後再也沒有回來，72名賀龍家族的婦女就一直守望著。”
紅軍師長賀錦齋的夫人戴桂香，從1928年起，整整71年守望丈夫賀錦齋，直至生命的最後一刻。71年歲月裡，她時常會吟唱起這一首當年和丈夫賀錦齋一起改編填詞的桑植民歌《馬桑樹兒搭燈臺》：“馬桑樹兒搭燈臺，寫封書信與郎帶，你一年不來我一年等，你兩年不來我兩年挨……”
每次接待記者採訪，王建軍就會哼起這首不能再熟悉的歌，親切感和榮譽感在心裡升騰。他說這不僅是對丈夫的守望，更是對信仰的守望，對未來的守望。
長征精神深深烙印在桑植人民心中，代代相傳。緬懷革命先烈的手抄報，重陽節去光榮院照顧老紅軍……桑植縣洪家關中心國小通過各種形式，讓學生學習紅軍長征精神。
和歷史相似的是，當代桑植又有一場“新長征”需要再出發。有著紅色榮光的桑植縣，也是我國武陵山片區扶貧攻堅的主戰場。從上世紀80年代起，桑植就被列入國家重點扶持貧困縣。截至2015年底，桑植尚有貧困人口10.2萬人，佔農村人口的32%。全縣還有62個村未通水泥路，167個村未實施農網改造，20萬人未解決安全飲水問題。
這幾年來，不變的是那山那水，不變的是桑植人民的紅色信仰，變化的是山裡人一步步脫貧致富的獲得感。
63歲的利福塔鎮村民胡運孝，住上了好房子：兩室一廳，整潔的院子，生活設施齊備。就在2015年以前，他還住著上世紀40年代建的不足30平方米的木屋。
這要歸功於縣裡推行的“陽光院”模式，即對貧困戶採取集中安置，提供每套30—60平方米不等的安居房，“產權歸公、免費入住;進退有序、滾動週轉”。“計劃到2019年修建1600套陽光院，讓全縣所有的農村特困戶，都能異地搬遷，實現脫貧。”縣扶貧辦負責人介紹說。
僅僅實現安居夢還不夠。桑植縣嘗試將扶貧資金使用權下放到鄉鎮，實現基層“責權相稱”;建立脫貧創業產業專案“孵化庫”，讓貧困戶擇優選擇;推行精準扶貧沙龍，搭建產業發展平臺，啟用基層創業熱情;整合部門資金，組建貧困學生資助管理中心，力爭實現“不讓一個學生因貧困而失學”目標……縣裡幹部介紹，2016年，全縣預計減少貧困人口2.4萬，貧困發生率降到11.8%。到2019年，完成全縣脫貧摘帽任務，確保貧困人口全部脫貧。
“致富道路上，桑植縣也是剛剛出發。”縣裡領導說，“但是初心不改，守望不變，激勵著我們一直前行。”
長征中的故事5
“他最為輝煌的一頁，是他和戰友在獲得廬山會議‘剿共計劃’這一重要情報後，為了及時送到中央蘇區，他敲掉門牙，扮成乞丐，穿越重重封鎖線，日夜兼程，把這一關係到革命全域性的重要情報及時送到瑞金，親自交到周恩來手中。其時，正處在紅軍實行戰略大轉移的前夜。……”
這是習仲勳同志1996年為紀念項與年同志的文集《山路漫漫》所作序言中的一段，簡練生動的文字把人們的思緒一下拉回到那段驚心動魄、烽火連天的戰鬥歲月。
項與年，原名項廷椿，後化名樑明德，1896年生於福建省連城縣，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入黨後受中共海外黨組織委派，前往荷屬東印度婆羅洲(今印度尼西亞加裡曼丹島)三馬林達，在華僑中開展工人運動，成為當地華僑華工的群眾領袖之一。1927年秋，年方31歲的項與年被荷蘭殖民主義者驅逐回國後，經組織安排調入中央特科工作。他在白色恐怖瀰漫全國的險惡環境中，穿梭於上海、南京、南昌、香港、天津、西安、北平之間，長期從事地下鬥爭。
1934年10月初，蔣介石在江西廬山牯嶺召開軍事會議，部署國民黨進攻中央蘇區的“鐵桶圍剿”計劃，妄圖通過加大第五次“圍剿”的力度來最終消滅中央蘇區。情況表明，中央蘇區和紅軍已面臨巨大危險。然而，當時中共中央的“左”傾領導卻脫離實際，命令紅軍處處設防，企圖以陣地防禦結合“短促突擊”應對國民黨軍的進攻。
廬山牯嶺軍事會議剛結束，國民黨江西贛北第四區(德安)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莫雄冒著洩密殺頭的危險，立即趕回德安向項與年等地下黨員通報情況，並將一整套絕密計劃交給他們。情況十萬火急，項與年立即趕赴南昌，通過祕密電臺向中央蘇區緊急通報“鐵桶圍剿”計劃的要點。同時，項與年考慮到紅軍非常需要敵軍的具體部署，必須馬上將整套計劃密寫後祕密送往中央蘇區，他毅然承擔了這一重任。
之後，項與年扮成教書先生，懷揣著密寫字典出發了。為避開國民黨軍隊的關卡，項與年白天休息，晚上利用夜幕掩護，避開大路穿山越嶺，祕密前行。在逐步靠近中央蘇區後，項與年發現敵情遠比預想的嚴重。幾乎每個村子都修有碉堡，各山頭路口均有崗哨，簡直是插翅難飛。如何闖關過卡，成了大難題。經反覆思索，他決定改扮成叫花子，走大路通過敵人的封鎖線。叫花子要有叫花子的樣子，他思索片刻，將心一橫，抓起一塊石頭一連敲下自己的四顆門牙。頓時，他的嘴裡血流不止，疼痛難忍。當他走下山時，已是臉色蒼白，嘴腮腫脹，面部變形，加上蓬頭垢面，衣衫襤褸，儼然成了一個乞討的叫花子。他強忍疼痛將四本密寫字典藏在滿是汙穢的袋子裡，上面放著乞討來的發餿食物，深一腳淺一腳下山前行。沿途敵軍哨兵見了，很遠就捂住鼻子將他趕走。
一路風餐露宿，歷經千辛萬苦，項與年終於混過了敵人層層哨卡，到達江西瑞金沙洲壩的中共中央駐地。當週恩來接過項與年的絕密情報時，幾乎認不出眼前的叫花子就是相當熟悉的老部下項與年，感動之情無以言表。周恩來在聽完項與年彙報後，馬上命令紅軍作戰情報部門將四本密寫字典復原成文字圖表，認真進行分析研究後立即向中共中央、中革軍委彙報。
黨中央幾天前已收到了簡要密電，如今又見到了項與年冒死送來的全套資料，決策依據更為充分。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軍委機關從瑞金、於都出發，踏上了戰略轉移的漫漫長征路。這一天，離蔣介石廬山牯嶺軍事會議結束還不到10天，“鐵桶圍剿”計劃尚未佈置完畢，中央紅軍即提前開始戰略大轉移，果斷突圍，撤離中央蘇區，開始了舉世聞名的長征。項與年，這位我黨隱蔽戰線上大智大勇的英雄，為中央紅軍提前突圍、勝利轉移，作出了突出的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