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銀行學論文【精品多篇】

銀行學論文 篇一

（二）對現行法律設計的反思與改進建議 中央銀行獨立性問題在我國的提出始於80年代中期，儘管與國外情況不完全一致，爭議的理由也不盡相同，但認為中央銀行應有獨立性的則佔絕大多數，不同的只是如何獨立法，代表性的觀點有三種：1.中央銀行應獨立於政府，獨立於財政，直接隸屬於全國人大，其地方分支機構應獨立於地方政府，財政不能強行向中央銀行透支。2.中央銀行沒有必要脫離政府直接對全國人大負責，因為經濟工作是統一領導的，中央銀行的獨立性應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即它應獨立於財政，獨立於經濟計劃和主管部門，獨立於地方政府。3.不提中央銀行隸屬關係，只提貨幣發行權，主張貨幣發行由全國人大常委會監督，不經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不得開動貨幣發行機器；另有人主張貨幣發行權由全國人大常委會行使，財政向銀行透支應由全國人大專門委員會審查並由大會批准。〔20〕《人行法》實際上採納了第二種意見。 筆者認為，《人行法》較之過去的《銀行管理暫行條例》（以下簡稱《條例》）在獨立性問題上有所進步，各種關係的界定也要明確得多。它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確立了中央銀行相對於政府部門（尤其是財政）、地方政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獨立性，確立了中國人民銀行在資金與財務上的獨立性。但是，由於中國人民銀行相對於國務院毫無獨立性可言，這便為中央政府全面干預中央銀行業務留下了廣闊的空間。從以往的經驗來看，上述法律規定的獨立效能否真正落實，現在還應打個問號。例如：1986年出臺的《條例》第三十條規定："財政部門不得向中國人民銀行透支。"而實際上由於財政年年出現硬赤字，這些硬赤字主要靠向銀行透支和借款解決，到1994年末，中國人民銀行對財政部的透支和借款（長期性）餘額約1800億元，佔當時中國人民銀行總資產的12.2％，此外，中國人民銀行每年的貸款也有相當部分投向本應由財政負擔的專案上，如貧困地區的公共設施，國有企業和糧食企業的虧損補貼等。〔21〕又如：由於中國人民銀行按行政區劃設定分支機構，這些分支機構在人事安排、幹部任免、信貸規模、中央銀行貸款分配等方面受地方政府幹預的事例比比皆是，尤其是地方政府通過分支機構向總行施加壓力，以多要指標和貸款，同時要求分支機構放鬆對本地區的金融監管，"奉命批機構、批貸款"的事情屢見不鮮。這些現象說明，現有法律設計的這種相對獨立性要真正落實，並非易事。 法律設計中央銀行獨立性的初衷是為了克服中央銀行缺乏獨立性而引起的種種弊端，如貨幣政策的通貨膨脹傾向，政治短期效益的影響，政府家控制中央銀行的操作失當等；是為保證貨幣政府的正確制定和實施，強化金融監管，完善金融調控。由於在實踐中，中國人民銀行缺乏真正意義上的獨立性，因此而造成的各種問題和弊端在改革開放後已充分顯現。在中國當代的政治現實中，政府一般將經濟增長作為工作的首要目標，考察政績主要看經濟發展情況，加之趕超心理作祟和頭腦容易發熱，使附屬於政府巨集觀經濟政策的貨幣閘門大開，貨幣連年超經濟發行已成為近年嚴重通貨膨脹的主因之一，此外，由於金融監管不嚴和不規範，金融領域的違法犯罪日漸嚴重，泡沫經濟的出現早已不再聳人聽聞。嚴峻的現實呼喚一個獨立而權威的中央銀行，把好貨幣閘門，治理金融混亂。 從理論上講，中央銀行直接向全國人大負責有利於增強其獨立性，克服制定和實施貨幣政策的各種偏頗，抵制各種不合法的干預。但是，在現實中很難想象中央銀行能借助於全國人大的力量而獨立於政府的巨集觀經濟決策，因為在實踐中全國人大和國務院在巨集觀經濟決策上並無差異。而且這種改革已遠遠超出經濟體制改革的範圍，更主要地含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意義，涉及到我國巨集觀經濟決策權力的再分配，其難度之大可想而知。因此，在現有法律框架的基本原則不變的前提下，我們應從以下方面著手改進：1.改善中國人民銀行與國務院的關係。應當承認，中央銀行業務精妙，技術專門，國務院顯然不宜過多幹預中國人民銀行的具體業務操作。《人行法》第三條已明確規定貨幣政策的首要目標是穩定幣值，國務院應支援中央銀行為穩定幣值而做出的種種努力。發展和穩定是我國經濟工作的兩大主題，改革以來的現實是發展往往壓倒穩定，經濟過熱和失控屢次出現，因此，中國人民銀行應成為巨集觀經濟的制動系統，成為經濟決策中堅定的穩定力量。故國務院與中國人民銀行之間不應是單純的領導與被領導關係，而應建立一種互相尊重 、彼此合作的關係，國務院在依法監督中國人民銀行的同時，應成為中國人民銀行履行職責的堅強保障。這一點雖然被立法所忽視，但在實踐中應予以重視。

貨幣金融學論文 篇二

貨幣需求理論是貨幣理論的核心內容。自從世界上出現中央銀行、自從中央銀行在保持貨幣政策獨立性的經濟體中承擔重要巨集觀調節職能以來，貨幣需求分析就一直是貨幣當局尋求最優化貨幣政策調節方案的理論出發點。貨幣政策具有短期和微調兩個基本特性，這使得貨幣政策的執行方式與財政政策的執行方式具有明顯的差別。但儘管如此，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作為兩大巨集觀調節工具，它們的目標卻大體相同，那就是，在穩定和持續發展的前提下，儘可能通過工具變數影響社會總支，出使整個社會的生產擴張儘可能地達到其可能性邊界。

在現代經濟中，無論是實物商品、勞務商品還是金融商品，它們都以貨幣為核心形成迴圈或對流。一個國家或地區的金融業越發達，金融商品種類越豐富，交易越活躍，這一特殊商品所吸引的貨幣就越多，投機性貨幣需求在各個微觀主體總貨幣需求中所佔的比重就越高。因此，在對一個經濟體的總體貨幣需求進行分析和估量時，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以一定的經濟發展初始條件為考察基點，注意其經濟金融化過程中金融商品與傳統的實物商品、勞務商品之間的對比關係的變化，對總體貨幣需求規模和結構性因素進行較切合實際的估計，為貨幣政策的調節方案提供理論依據。在現實生活中，實物商品是由企業提供的，勞務商品是由家庭部門提供的，而金融商品是由金融機構及政府部門提供的。政府部門提供的政府債券也是金融商品的重要構成部分之一，但鑑於本文的論題因而在後面的分析中將其省略，這樣，我們就可以集會考察除政府債券之外的其他金融商品的供給主體――銀行、證券、保險業務發展對貨幣需求的影響。

二、貨幣需求理論概述

貨幣需求是指在一定時期內社會各部門在既定的社會經濟技術條件下，對貨幣需求量的總和，是中央銀行進行巨集觀調控的決策依據。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過程，主要經濟學家對貨幣的需求都做過自己的研究，如費雪、馬歇爾、庇古、凱恩斯、弗裡德曼和麥金農。本文簡要介紹凱恩斯的流動性貨幣需求理論、弗裡德曼的永久性貨幣需求理論和麥金農的引入金融深化的貨幣需求理論。

凱恩斯認為，人們之所以會對貨幣有需求，是因為持有貨幣可以給人們帶來流動性偏好，而利息便是人們放棄流動性偏好的報酬。他認為人們在得到收入時要進行兩次選擇，第一次是根據時間偏好確定消費與儲蓄的比例，即在現在消費還是未來消費之間進行選擇；第二次是在儲蓄總量確定後，對具體儲蓄形式的選擇，即流動偏好的選擇。他認為人們對貨幣的需求主要取決於三種動機：交易動機、防禦動機和投機動機。交易動機和防禦動機都和人們收入有關，收入越多，人們由這兩者而持有貨幣的數量便會增加。而投機動機卻和利率成反比，當利率升高時，人們便會把貨幣投入到資本市場，獲取投資利益。因此，對貨幣的需求就會降低；反之，當利率降低時，人們擔心利率升高會造成其證券價值損失，便會把證券換成貨幣，從而對貨幣的需求升高。因此貨幣需求與人們的收入和市場利率之間有如下關係：

M=MI+M2=L1(Y)+L2(r)，其中M1為由交易動機和預防動機決定的貨幣需求，是收入Y的函式；M2為投機性貨幣需求，是利率的函式。其後的凱恩斯學派在此框架內，對於貨幣交易需求、預防需求和投機需求作了進一步的擴充套件。在前人的基礎上，凱恩斯不僅將利率的因素引入了貨幣需求，而且明確了將貨幣的兩大功能結合起來，即交易媒介和貯藏手段。

1956年弗裡德曼發表《貨幣數量論的重新表述》著名論文，提出了自己的現代貨幣數量論模型。這個現代貨幣數量論模型認為個人的實際貨幣需求量取決於：永續性收入，它具有高度穩定性，所以該模型所表示的是一個相當穩定的貨幣需求函式；非人力財富在總財富中所佔的比重，這個比例愈小，則對貨幣的需求愈大；各種非人力財富的預期報酬率，它包括貨幣、債券、股票各種金融資產和各種物質財富(資本品、不動產、耐用消費品等)等各種有形資產的預期報酬率；其他不屬於收入方面的因素。弗裡德曼認為，以上影響貨幣需求的因素是就個人實際貨幣需求來說的，如果去掉Y、W在各單個財富持有者之間分配上的影響，這個貨幣需求函式也可運用於整個社會。弗裡德曼的研究結果表明貨幣需求主要受實際永續性收入的影響，受利率的影響不明顯，貨幣流通速度隨著貨幣供給量的波動而發生變動。

麥金農認為，靠自身積累的儲蓄一投資者，購置實質資本擴充生產，必須將實際現金餘額積累到一定規模。這表明，投資傾向將會明顯地影響對實際貨幣餘額的需求。而且，對實際貨幣餘額的需求，同實際產量的增長率之間有著正相關關係，它們也要受持有貨幣的實際收益的強烈影響。

在這些經濟學家的分析中，主要從巨集觀方面討論了經濟中貨幣需求的決定因素，而很少涉及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對貨幣需求的影響。麥金農在金融深化和金融改革對貨幣需求理論方面則做出突出貢獻，分析不已開發國家的金融市場的不完全所造成貨幣需求的影響。而現實社會，隨著金融市場的不斷髮展，金融機構的數量越來越多，金融產品和金融工具不斷豐富，金融業務越來越廣泛，金融對人們的經濟生活的作用越來越突出。因此有必要在分析貨幣需求時，著重考慮金融業務活動對貨幣需求的影響。接下來，我們來討論銀行、證券、保險業務活動對貨幣需求的影響。

三、我國金融業務活動對貨幣需求的影響

證券(股票和債券)的發行和交易都要求一定的貨幣與之相對應，證券發行規模越大，市場交易越活躍，這類金融商品引致的貨幣需求就越多。對資本市場與貨幣需求中間聯絡的研究，經濟學家主要從三條路徑對股市狀況與貨幣需求之間的關係進行了論證：一是財富效應，股市上漲，人們收入增加，相應地貨幣需求也會增加；二是交易餘額效應，股市交易越活躍，交易量越大，需要的媒介貨幣也就越多；三是替代效應，股票價格上漲會使得人們對自己的資產結構進行調整，作為非生利資產的貨幣在人們資產組合中的相對比重將下降，這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人們的貨幣需求。無論股市行情是好還是壞，財富效應和交易餘額效應的貨幣需求強度總是大於替代效應產生的貨幣需求強度，正是由於這一點，可以認定：證券市場的狀況同貨幣需求是正相關關係。但是在我國現階段，由於證券市場不完善，證券法律不健全，證券產品單一，投資證券的主要目的主要是投機，因此隨著股票交易量的增加，人們的投機慾望和投機行為就會增強，這時貨幣需求和股市狀況主要表現在第二種，即交易餘額效應，而財富效應和替代效應則表現得不太明顯。這也說明了現階段，在我國特定的國情條件下，證券業務活動和貨幣需求是成正比關係。

保險公司發行保單，保單實際是預防性貨幣需求的集中化、社會化表現。在一個發達的保險市場環境中，講信譽、高質量的保險服務會產生理賠支出同保費收入大體相抵的情況。在這種條件下，保險公司的利潤

將主要來自保單銷售資金的運營收益。並且，在這樣的市場環境下，保單也同樣存在著二級市場，因此，貨幣需求就會由投保人預防性貨幣需求和保單轉讓市場所必需的交易餘額需求共同構成。當人們的對將來的不確定增加時，就會產生預防性貨幣需求，人們為了儘可能防止不確定性的損失，就會產生對保單的需求，保單的需求會促使保險市場的發展。而另一方面，保險市場的發展，使人們可以更好地防範將來的不確定所帶來的損失，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人們持有貨幣來預防不確定的需求，這樣也會就使人們的貨幣需求減少。另外，保險市場越發達，人們就可以採取投保的方式來彌補由於各種決策行為如投資失誤所造成的不必要的損失，相應地就可以刺激人們過多的投機行為。因為投機者可以通過投保的方式來把自己損失限定在一定的範圍內，這樣投機行為的增加就必然就會提高人們持有貨幣的動機，就會造成貨幣需求的增加。通過分析，保險市場的發展和貨幣需求成反向關係，在一定程度上保險市場的發展是由於人們對將來各種不確定性規避行為所促使的，而保險市場的發展同w者規避投機風險的作用，而主要是起到規避將來不確定性的作用，這樣保險市場業務活動將會降低中國的預防性貨幣需求，從而降低總的貨幣需求量。

貨幣金融論文 篇三

貨幣供給與貨幣總量

1.貨幣供給是指在現代信用體系下，一個國家和地區的貨幣供給由其銀行體系的負債所構成的。具體來說，在同時滿足資金來源主要是存款和資金運用主要是貸款的金融機構就是銀行，當代的銀行主要是指中央銀行和商業銀行，中央銀行的現金髮行是它的負債，商業銀行的存款是它的負債，即是由中央銀行發行的現金貨幣和商業銀行的存款貨幣構成。貨幣總量涉及兩個概念，一個叫貨幣存量，一個叫貨幣流量。存量是指在一個時點上的貨幣供給量，貨幣流量是指在一定時期內貨幣流通總量，貨幣存量和貨幣流量之間的關係是流量=存量*貨幣流通速度，一般來說流量是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情況來定的，經濟發展越好則流量越多，是較為穩定的。而存量在一定的情況下的貨幣流通速度會加快，如果貨幣的流通速度加快了，整個社會會對貨幣的存量下降，存量是一個相對變動的概念。在通貨膨脹的情況系啊，物價上漲飛快，會導致整個社會所需要的貨幣單位增加。、2.商業銀行通過推出新的金融工具，能夠吸收更多的資金存入銀行，給商業銀行帶來了更多的存款貨幣。原來的活期存款是沒有利息的，通過金融創新新型存款款如Nows——可轉讓支付命令賬戶，新型活期存款是用支付命令取代了原來的支票，同時銀行要為它支付利息，這樣廠商及個人就願意到銀行開這種賬戶使銀行的存款貨幣總量擴大。但與此同時，也會帶來一些問題，如狹義貨幣原來主要是為了滿易支付的需要，本身是不增值的，但現在這種新型的活期存款推出來後，導致狹義貨幣的定義不再像以前那麼純粹。金融創新使得貨幣的定義或貨幣的層次遭到混亂，也對貨幣的總量發生影響。在現代這樣一個金融創新時代，貨幣的研究變得更加複雜，貨幣政策的制定面臨的難度也就更大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貨幣層次劃分是M0=流動於銀行體系之外的現金，如我們口袋裡的硬幣、紙幣，家裡面、企業中存放的現金。等等；M1=M0+活期存款（活期存款只有商業銀行可以接收）；M2=M1+儲蓄存款+定期存款+其他存款。

存款貨幣的多倍擴張與多倍收縮

1.原始存款是指以現金和支票方式存入銀行的活期存款，現金是流通中的現金，存入銀行表明銀行存款的淨增長，支票是每個企業它所得到的買方所支付的支票方式，代表著一定的貨幣數量，活期存款是為了滿足購買、支付、交易的需要。派生存款是由於銀行提供貸款或銀行參與投資所衍生出來的存款。銀行的派生存款的產生是需要些前提條件的，它不僅僅是因為有投資、貸款這些因素，還受到銀行存款準備金和存款準備金比率的限制。銀行存款準備金是指為了防止銀行在緊急關頭流通性不足導致不發應對客戶的提存，使銀行被擠提的問題。中央銀行規定各家商業銀行吸收存款後都要繳，一部分的存款準備金，使得在出現上述問題時，中央銀行能來向商業銀行提供貸款，幫助商業銀行通過難關。存款準備金通常它只是吸收存款當中的一部分，當存款準備金佔存款比例較高時，這個經濟體中銀行的可用資金相對比較少了，當存款準備金佔存款比例較低時，這個經濟體中銀行的可用資金相對比較多了，這個存款準備金的高低就成為中央銀行調節商業銀行可以運用資金多少的手段。當中央銀行覺得經濟過熱，通貨膨脹的壓力比較大的時候，中央銀行就會提高法定存款準備金比率；當中央銀行覺得經濟疲軟，通貨緊縮的壓力比較大的時候，中央銀行就會降低法定存款準備金比率。2.存款貨幣的多倍擴張，需要假設整個銀行體系由一箇中央銀行和至少兩個商業銀行構成，中央銀行規定的法定存款準備金比率為10%，商業銀行只有活期存款，沒有定期存款，商業銀行並不持有超額準備金，銀行的客戶得到貸款後沒有提取現金。在這些假設條件後，假設存入甲銀行活期存款一萬元，繳納存款準備金1000元，剩餘的資金甲銀行全部用於貸款，也就是負債一萬元，資產一萬元。甲銀行提供貸款9000元給客戶，客戶將所取得的貸款又存入另一家銀行乙，乙銀行的9000元是從甲銀行的貸款轉化而來，這9000元就是派生存款。但無論是原始存款還是派生存款都需要交納存款準備金，乙銀行交納準備金900元，剩下的8100元又用於貸款。這樣就商業銀行一方面吸收人們的原始存款，另一方面通過它自身的業務，它能創造出更多的派生存款。原始存款加上派生存款就構成了銀行可以運用的資金，也是銀行可以向社會提供的貨幣資金。所以，商業銀行是貨幣供給最重要的一個機構。而存款貨幣的多倍收縮與存款貨幣的多倍擴張的演變情況剛好相反。金融理論的研究正規化隨著相關科學的發展而不斷革新。系統科學能夠全面有效解決非線性、複雜性、動態性問題，20世紀80年代系統科學理論逐步應用於金融研究中。為發展金融理論、指導金融實踐，有必要構建完善的系統科學正規化下的金融理論體系。系統金融理論採用非線性、複雜性和系統動力學的方法，能夠更加準確地揭示金融系統的演化規律，因而較現代金融理論和行為金融理論更加接近於實際情況，是金融理論研究正規化未來的發展方向。

本文作者：蘭琳工作單位：江西財經大學會計學院

貨幣銀行學論文範文 篇四

2007年的美國次貸危機給各國的金融體系和實體經濟帶來了不同程度的負面影響。在反思本次金融危機爆發的原因時，學術界和政治界將部分譴責落在了貨幣政策上，認為美國2002年以來長期實行寬鬆的貨幣政策（低利率政策）刺激了證券化信貸產品膨脹和資產價格泡沫積聚，激勵銀行等金融機構放鬆信貸標準，不斷提高經營槓桿並過度承擔風險，並最終影響金融穩定。基於貨幣政策與銀行風險承擔的這一關係，Borio and Zhu（2008）首次在其工作論文中提出了一種新的貨幣政策傳導渠道――貨幣政策的風險承擔渠道。該渠道指出貨幣政策會通過影響銀行等金融機構的風險識別和容忍度，從而影響金融機構的貸款定價和投資決策，並最終影響金融穩定。風險承擔渠道理論揭示了貨幣政策與金融穩定的一種常常被人忽視的關係，即一個有效控制通貨膨脹並且促進經濟增長的貨幣政策也許不利於金融穩定，因為它會激勵銀行等金融機構過度承擔風險。

而從我國的實際情況來看，貨幣政策在我國巨集觀經濟調控中占主導地位。那麼這樣一條貨幣政策傳導的新渠道在我國是否存在？如果確實存在，那貨幣政策對銀行風險承擔的作用方向又是怎麼樣的？圍繞這些問題，本文將整理國內外有關研究文獻，並利用我國2004年-2013年45家商業銀行的微觀資料以及巨集觀經濟資料實證研究我國貨幣政策風險承擔渠道的存在性，以期為央行的貨幣政策設計提供一定的建議參考。

二、文獻綜述

（一）理論研究綜述

Thakor（1996）較早從理論方面開始探究貨幣政策和銀行風險承擔之間的關係。他認為銀行貸款和政府債券之間的投資收益差額決定了貨幣政策對銀行信貸數量和銀行資產組合風險的影響程度。若寬鬆的貨幣政策造成的政府債券收益下降程度大於銀行貸款收益，則銀行會偏好增加資產組合中貸款的比重。Rajan（2005）也指出較低的利率環境是銀行熱衷於高風險專案行為的根本原因。這些結論都暗示了風險承擔渠道的存在，但是遺憾的是這些結論並沒有引起當時學術界和貨幣當局的重視。直到2007年金融危機的爆發後貨幣政策與銀行風險承擔的關係才得到關注。Borio and Zhu（2008）第一次提出貨幣政策的風險承擔渠道的概念，認為寬鬆的貨幣政策會刺激銀行提高風險承擔水平和風險容忍度。關於貨幣政策的風險承擔渠道內在傳導機制，不同學者提供了不同的理論解釋。本文通過梳理相關文獻歸納了風險承擔渠道四種傳導機制：（1）估值、收入和現金流機制。Adrian and Shin（2009）認為寬鬆的貨幣政策會推升資產價格以及企業貸款抵押品價格、降低企業財務費用、改善企業現金流狀況，進而影響銀行企業經營和違約概率的估計，使得銀行在篩選投資專案或貸款監督時提高風險容忍度、放鬆信貸標準、增持高風險投資專案，風險承擔水平提高。（2）追逐利益機制。Rajan（2005）提出寬鬆的貨幣政策會使得無風險資產的收益率迅速下降（相比其他資產收益率），而出於貨幣幻覺或者長期契約等原因，投資者的目標收益率是“粘性”的。因此，銀行更加偏好通過提高投資組合中高風險資產的比重來達到目標收益率，也因此承擔了更多的風險。（3）競爭機制。Rajan（2005）還認為寬鬆的貨幣政策縮小了銀行的利差收入。此時信貸市場上會出現激烈的競爭，為了獲得更多的信貸資源，銀行會放鬆信貸標準，風險承擔水平也因此提高。（4）保險機制。Borio and Zhu（2008）認為在經濟蕭條或遭受巨大沖擊時，銀行預期政策當局實施寬鬆的政策或採取一定的救助措施，因此依舊進行風險投資，風險承擔水平上升。

（二）實證研究綜述

國外學者對風險承擔渠道的實證研究主要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基於銀行信貸標準的視角檢驗風險承擔渠道的存在性。Jiménez and Peydrò（2009）利用1984-2006年來自西班牙的個人季度貸款資料檢驗寬鬆的貨幣政策是否會影響銀行的風險承擔。他們的研究發現低利率從短期來說減少了未償還貸款的利息負擔，降低了其違約概率，但從中期來看，長期擴張的貨幣政策使銀行對抵押品估值過高並對市場盲目樂觀，在逐利動機下銀行通過降低信貸標準承擔更多的風險。Ioannidou等（2009）運用相似的方法對1999-2003年玻利維亞的貨幣政策風險承擔渠道進行了研究，發現隨著聯邦基金利率的持續下降，銀行傾向於向擁有不良貸款記錄或信用等級較低的借款者發放貸款。第二類是從銀行資產負債表風險出發研究貨幣政策風險承擔渠道的存在性。Altunbas等（2011）收集了15個歐盟國家和美國的1100家銀行的資料，運用預期違約概率（EDF）作為銀行風險承擔的變數，證實了寬鬆的貨幣政策對銀行風險承擔行為具有顯著負面影響。Delis and Kouretas（2011）研究西歐國家2001-2008年的資料時得出了相似的結論，並發現銀行的資本水平較低，貨幣政策對其影響更大。

梳理國內相關文獻發現，目前我國學者主要關注對傳統貨幣政策傳導渠道的研究，如賈炳漢（2004）研究了貨幣渠道在我國的有效性，指出利率傳導渠道在我國目前是失效的，信貸渠道在我國貨幣政策傳導渠道中佔主要地位。目前貨幣政策的風險承擔渠道的研究在我國尚處於起步階段，相關研究文獻屈指可數。張寶，張強（2011）最早從風險承擔渠道的起源，風險承擔渠道的理論機制和國外學者的實證研究三個角度對國外相關研究進行了綜述。譚中、粟芳（2011）利用我國11家上市商業銀行的資料分析了貨幣政策、市場約束對銀行風險承擔的影響。研究表明寬鬆的貨幣政策和有效的市場約束都能夠降低銀行的破產風險，且短期的貨幣政策效果要強於長期。

綜上所述，國外學者無論是在理論方面還是實證方面對貨幣政策的風險承擔渠道的研究都取得了一定成果，並證實貨幣政策調整對銀行風險承擔存在顯著影響。而國內相關研究尚處於起步階段，相關實證文獻較少。

首先，銀行風險承擔的滯後一期變數的迴歸係數在1%的顯著水平上為正，說明我國銀行業的風險承擔行為確實具有延續性。每一期銀行經營中形成的風險都不是獨立的，會影響後一期甚至後幾期銀行風險承擔。這些風險通過不斷累積最終會影響整個金融體系的穩定。銀行風險承擔的這種動態延續性使得風險變得更難控制。

其次，廣義貨幣供應量增長率（M2R）的係數在1%的顯著水平上為正，一年期存款基準利率（RD）的係數在1%的顯著水平上為負，都說明寬鬆的貨幣政策會導致銀行更高的破產風險。這驗證了我國的貨幣政策風險承擔渠道確實存在。另外，從貨幣政策兩種帶來變數的係數上可知，一年期存款基準利率的係數絕對值為0.0019，大於廣義貨幣供應量增速的係數絕對值0.0002，說明每單位一年期存款基準利率對銀行風險承擔的影響要大於廣義貨幣供應量增速，也就是說我國風險承擔渠道下，價格型工具對銀行風險承擔的激勵強於數量型工具。

此外，從控制變數的迴歸結果中還可以發現：從銀行微觀特徵變數來看，銀行規模大小、平均資產收益率和資本充足率與銀行風險承擔均顯著負相關。也就是說規模越大、盈利能力越強且資本越充足的銀行，其風險承擔水平越小。這可能是因為規模越大的銀行由於受到了更為嚴格的業務管制造成經營保守，或者其本身具有良好的風險控制能力，風險承擔水平較低；資本越充足的銀行風險資本佔比越低，破產風險也越低；盈利能力較差的銀行出於逐利動機而願意承擔更多的風險。人均GDP增長率與銀行風險承擔顯著正相關，說明巨集觀經濟較好時銀行預期未來經濟形勢較好，銀行風險容忍度增強，銀行願意承擔更多的風險。該結果反映了銀行風險的順週期性。銀行業競爭指標CR4與銀行風險承擔變數顯著負相關。這說明我國銀行業壟斷程度越強，銀行的風險承擔意願和水平越低。

五、結論和建議

貨幣金融學論文 篇五

關鍵詞：貨幣政策傳導；轉軌經濟；金融加速器；資產負債表渠道

一、引言

對於我國這樣一個不斷完善的金融體系，貨幣政策傳導有效性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周小川，2014）。貨幣政策傳導理論包括傳統的“貨幣觀點”和非傳統的“信貸觀點”，“貨幣觀點”將利率以及利率影響的資產價格渠道作為貨幣政策傳導的主要途徑，“信貸觀點”強調銀行信貸在貨幣政策傳導中的作用。我國的金融體系以銀行主導，“信貸渠道”在貨幣政策傳導中扮演重要角色。本文從信貸供給的角度對我國貨幣政策傳導“信貸渠道”進行研究，以加深對我國貨幣政策傳導有效性的認識。銀行信貸供給受到自身經營以及借款方信用水平兩方面的影響，前者在理論上表現為貨幣政策傳導的銀行貸款渠道（Bernanke & Gertler，1995），對後者的解釋現有理論包括資產負債表渠道以及金融加速器理論。

Bernanke和Gertler（1995）首次提出貨幣政策傳導的資產負債表渠道，他們認為貨幣政策變化會影響借款人的資產負債狀況，從而影響銀行的信貸供給，並進一步傳導至實體經濟。Bernanke等（1996）提出“金融加速器”理論，他們認為由於信貸市場存在資訊摩擦，借款人的資產淨值可以降低外部融資溢價，但借款人資產負債表具有順週期的內生性變動，這導致最初的貨幣衝擊通過信貸市場放大，表現出金融加速器機制所導致“小衝擊，大波動”現象。從貨幣政策信貸傳導角度，資產負債表渠道理論和金融加速器理論具有相似性，兩者都是從借款人的資產負債表角度觀察貨幣政策衝擊對實體經濟的影響。

現有的理論研究顯示，我國作為轉軌經濟體，不同所有權性質企業在經濟中並存。國有企業由於存在政府的隱形擔保以及更好的銀企關係，更容易獲得銀行貸款，-本站§ 而民營企業在獲取信貸資源時處於弱勢地位（白重恩，2005、Firth et al.，2009、洪怡恬，2014）。由於我國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在獲取信貸資源時的不同地位，我國貨幣政策傳導的資產負債表渠道可能表現出一定特徵。本文從現有理論出發，對我國貨幣政策傳導資產負債表渠道的有效性進行檢驗：一方面檢驗我國貨幣政策傳導資產負債表渠道的存在性；另一方面檢驗我國資產負債表渠道所表現出的特徵。

二、文獻回顧與研究假說

1. 文獻回顧。Bernanke等（1988）提出貨幣政策傳導的“信貸觀點”，他們通過放寬傳統理論關於債券和銀行貸款完全替代的假設引入貨幣政策傳導信貸渠道，為這一研究領域奠定理論基礎。Bernanke和Gertler（1995）首次將信貸渠道劃分為銀行貸款渠道（Bank Lending Channel）和資產負債表渠道（Balance Sheet Channel）。銀行貸款渠道從銀行自身經營限制以及監管約束角度研究貨幣政策變化對商業銀行貸款供給的影響，現有文獻認為商業銀行自身的規模、流動性、資本充足率、融資能力、外部的監管以及行業競爭水平等都會導致銀行貸款供給的橫截面差異（Olivero et al.，2011）。相對於銀行貸款渠道，資產負債表渠道從信貸需求方角度研究貨幣政策變化對銀行貸款供給的影響。

20世紀70年代資訊經濟學的興起成為將各種金融市場摩擦融入經濟週期波動分析框架的理論媒介和有力工具。在信貸市場中，信貸需求與供給方的資訊不對稱增加了信貸融資成本，導致融資方的外部融資溢價。Bernanke和Gertler（1995）認為對於企業來說，企業的淨值以及其他財務指標可以降低企業的違約風險，減少資訊不對稱，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業的外部融資溢價。由於企業的淨值等財務指標與貨幣政策狀態相關，比如對於重資產行業，貨幣政策緊縮期，利率上升會大幅降低企業資產淨值，從而減少企業淨值用於降低外部融資溢價的作用，導致企業的外部融資成本上升。因此貨幣政策變化會通過影響企業資產負債表狀況影響銀行對企業的信貸供給，從而傳導至企業的資本支出。這一機制表現為貨幣政策傳導的資產負債表渠道。Bernanke等人（1996）提出的金融加速器（Financial Accelerator）理論與貨幣政策傳導資產負債表渠道具有一定的相似性。Bernanke（1996）通過金融加速器理論揭示出信貸市場在貨幣政策傳導中所表現出的“小衝擊，大波動”現象。金融加速器理論著眼於巨集觀經濟波動的傳導機制，闡述了信貸市場不完美性導致貨幣政策變化通過信貸市場狀態的改變被加劇和傳遞的機理。王立勇等（2012）通過對國內外文獻梳理，認為現有“金融加速器”理論研究大致分為三類：第一類以新凱恩斯理論為基礎，從傳統BGG模型出發對金融加速器理論與巨集觀經濟波動相關性進行研究；第二類以新古典經濟理論為基礎，從RBC模型出發對金融加速器效應進行檢驗；第三類主要採用不同計量方法研究金融加速器的具體效應。

在貨幣政策傳導資產負債表渠道方面，許多學者利用企業的微觀層面資料進行實證檢驗。Bougheas等，（2006）採用英國企業的橫截面資料對貨幣政策傳導的資產負債表渠道進行檢驗，他們的研究發現企業的資產負債表特徵會影響不同貨幣政策環境下企業銀行融資相對於其他外部融資以及總融資的佔比。朱新蓉和李虹含（2013）採用我國2007年～2013年上市公司的橫截面資料對我國貨幣政策信貸傳導與企業層面的資產負債狀況的相關性進行檢驗，研究認為我國企業層面的現金流狀況與企業的投資相關性受到貨幣政策變化的影響。

許多學者的研究顯示，我國作為轉軌經濟體，不同所有權性質企業在經濟中並存。國有企業由於存在政府的隱形擔保以及更好的銀企關係，更容易獲得銀行貸款，而民營企業在獲取銀行貸款時處於相對弱勢地位。（白重恩，2005；Firth et al.，2009）。洪怡恬（2014）採用我國上市公司樣本研究發現我國上市企業表現出明顯的融資約束問題。銀企關係可以降低國有企業的融資約束程度，但不能顯著降低非國有企業的融資約束。

2. 假說提出。現有理論認為企業作為信貸需求方擁有個人資訊，與商業銀行之間存在資訊不對稱，這導致企業的外部融資溢價。貨幣政策傳導資產負債表渠道認為企業的資產淨值可以作為抵押資產，降低企業的違約風險，減少外部融資溢價。

由於不同企業的資產結構不同，可抵押資產在企業總資產中佔比有差異，對於可抵押資產佔比較高的企業，貨幣政策變動帶來的資產淨值變化可能大於可抵押資產佔比較低的企業，這會導致貨幣政策調整對企業銀行信貸影響的程度隨企業的資產結構而變化。為了對這一貨幣政策傳導過程進行驗證，我們提出假說1。

假說1：企業銀行貸款增速與貨幣政策指標的負相關關係隨著可抵押資產佔比的提高而增強。

同時，在我國的轉軌經濟背景下，國有企業由於政府的隱形擔儲存在融資軟約束，資產淨值對國有企業信貸融資約束的緩解可能並不顯著，因此上述貨幣政策傳導的資產負債表效應對於國有企業並不明顯；民企企業存在融資硬約束，資產淨值變化對民營企業的信貸融資影響較大，上述過程對於民企企業可能更為顯著，因此我們提出假說2。

假說2：由於國有企業的融資軟約束，假說1中所表現的相關性對於民營企業的表現更加明顯，而國有企業並不顯著。

三、資料描述與模型構建

1. 樣本選擇和資料來源。本文以中國滬深兩市A股2004年～2014年度間上市公司季度資料為研究樣本，按所有權性質的不同，將樣本企業劃分為國有企業組和民營企業組，以企業的最終控制權作為企業所有權性質的劃分標準。

企業微觀資料來源於CSMAR資料庫，在樣本中剔除金融類上市公司，剔除ST公司，刪除相關變數資料缺失以及存在異常值的觀察樣本。貨幣政策指標資料來源於WIND資料庫。

2. 模型構建和變數定義。為了實證檢驗假說1和假說2，本文參考國內外相關貨幣政策資產負債表渠道檢驗模型，並考慮到企業的經營活動具有一定的連續性，構建如下GMM模型對理論假說進行檢驗：

模型：Loanit=β0+β1Loanit-1+β2MPt-1+β3MPt-1*Ratioit-1+β4Liqit-1+β5Lnsizeit-1+β6LnInvestt+ui+εit

模型中被解釋變數Loan為樣本企業的銀行借款增長率，採用t年度的銀行借款期末增加額比t-1年度銀行借款期末餘額。解釋變數包括可抵押資產佔比（Ratio）與貨幣政策立場（MP），Ratio為企業可抵押資產與總資產之比，可抵押資產包括資產負債表中固定資產、在建工程、存貨科目；貨幣政策立場指標參考國內相關文獻，選擇銀行間7日同業拆借利率、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以及存款準備金率（徐明東和陳學彬2011）；MPt-1*Ratioit-1為貨幣政策立場與可抵押資產佔比的交叉項，用於檢驗貨幣政策立場與企業的貸款增速負相關關係是否與企業的可抵押資產比例相關。控制變數包括流動比率（Liq），企業規模（Lnsize），以及衡量巨集觀經濟投資水平的固定資產投資總量（Lninvest）。

我們主要關注係數β2和β3，β2為負則表示貨幣政策立場與企業的貸款增速負相關，貨幣政策緊縮會導致企業的貸款增速降低；β3則用於檢驗貨幣政策立場與企業的貸款增速負相關關係是否與企業的可抵押資產比例相關。為了檢驗不同所有權性質企業的貨幣政策傳導信貸渠道差異，我們將總體樣本劃分成國有企業組和民營企業組分別檢驗。

四、實證結果與分析

我們首先通過過度識別檢驗和干擾項序列相關檢驗對模型的有效性和穩健性進行檢驗，干擾項序列相關檢驗用於檢驗原始模型干擾項是否存在序列相關，過度識別檢驗用於檢驗工具變數的選取是否合理。

從迴歸結果中可以看出，貨幣政策立場指標MP的相關係數為負，說明企業的銀行借款增速和貨幣政策立場負相關，在貨幣緊縮時企業的銀行借款增速降低，寬鬆時銀行借款增速提高。分組來看，民企組的相關係數相對較高且不同的貨幣政策指標下顯著性水平都達到1%，而國企組的整體顯著性水平並不高，這反映國企的銀行借款增速受貨幣政策影響相對民企較低。

貨幣政策立場指標與可抵押資產佔比交叉項係數為負，表明可抵押資產佔比較高的企業銀行貸款增速與貨幣政策政策立場的負相關性相對較強，企業銀行貸款增速與貨幣政策政策立場的負相關性隨著可抵押資產的佔比提高而加強，這在一定程度上支援了假說1。進一步，我們可以看到對於國有企業組交叉項的相關係數並不顯著，而民企組的相關係數在不同貨幣政策指標下都表現出了較好的顯著性，在指標為貸款基準利率時在1%水平上顯著。這一檢驗結果對假說2給予了較好的支援，國有企業組由於我國的轉軌經濟背景，信貸約束並不顯著，銀行的信貸供給受企業的資產淨值變化影響較小，貨幣政策傳導的資產負債表效應較弱，而對於民營企業，由於企業本身存在融資約束，企業資產淨值為緩解企業信貸融資提供了較好幫助，而貨幣政策變化對企業淨值的影響會傳導至銀行對民營企業的信貸供給，表現出明顯的資產負債表效應。

在控制變數中，企業的流動性和規模都對企業的信貸增長有明顯的相關性，流動性較好的企業在下一期的信貸增速相對較高，而規模較小的企業信貸增速也相對較高。巨集觀經濟環境對企業的信貸融資也有一定影響，國有企業組的表現相對顯著，而民營企業組的顯著性較弱。

五、結論

貨幣政策傳導資產負債表渠道理論和金融加速器理論都認為企業的資產負債表會對貨幣政策的傳導產生影響，貨幣政策變化會傳導至企業的資產負債表，從而影響銀行的信貸供給。

我們的研究結果顯示，我國民營企業存在明顯的貨幣政策傳導資產負債表效應，民營企業由於存在較為顯著的融資約束，企業淨值的變化會顯著影響銀行的信貸供給。國有企業由於其有較好的銀企關係以及政府背景，銀行的信貸供給受企業資產負債狀況變化的影響較小，並沒有表現出顯著的資產負債表效應。

在政策建議上，我們認為由於我國民營企業的資產負債表效應較為明顯，貨幣政策的變化會對民營企業的融資環境造成更大的不確定性，降低民營企業的投資和經營效率，尤其在貨幣政策緊縮期，經營效率相對較低的國有企業會進一步壓縮民營企業的信貸資源，降低整體經濟的產出效率。因此我們建議，一方面應該適度降低貨幣政策的波動，減少企業融資所面臨的不確定性；另一方面需要改善民營企業的融資環境，拓寬民營企業的融資渠道，同時減少國有企業存在的隱性信貸優勢，尤其在貨幣政策緊縮期間，這可以有效緩解民營企業的融資約束，也可以提高我國貨幣政策傳導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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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專案：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專案（專案號：14YJC790129）；安徽省高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專案（專案號：SK2016A00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