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對xx村基層社會治理的創新探索與實踐路徑的思考

關於對xx村基層社會治理的創新探索與實踐路徑的思考

一、問題提出

基層社會治理是國家治理的基石。“十四五”規劃提出實現“社會治理特別是基層治理水平明顯提高”目標。隨著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基層治理模式逐漸向多元化方向發展，而基層治理創新在其中顯得尤為重要。無論是順應數字化發展大背景，引入網際網路、大資料、人工智慧等現代化資訊科技來賦能基層治理，還是通過提高基層社會管理服務人員的專業水平，建立一支高素質、高水平、高標準的職業化隊伍，以此促進基層社會治理工作質量及效率的整體提升[1]，都需將基層治理創新擺在突出位置。基層是距離民眾最近的地方，也是最能切實感受民眾需求的地方，只有通過不斷創新基層社會治理，更好滿足民眾需求，有力保障民眾的根本利益，才能進一步提升民眾的滿意度、認同感和歸屬感。

隨著經濟環境的日益複雜，推動基層社會治理體系的逐步完善成為國家治理的重要內容。傳統的基層治理模式在市場經濟體制快速發展下已凸顯出諸多侷限。如何突破傳統基層治理的瓶頸侷限，構建基層治理新模式成為本文研究的核心問題。本文以xx鎮xx村為例，基於已有文獻資料和實地調研資料，探討基層治理新模式。結合xx村自身特有優勢，以及社會發展大趨勢，提出數字技術賦能基層治理、“兩條腿”協調走路，充分發揮村集體和個人雙重推動力等新模式，助推基層治理更好順應時代發展要求。通過自治與多元化治理等新途徑，提高公共服務效率及水平，以實現基層治理的最大作用力。

二、國內外已有文獻研究回顧

（一）國內研究現狀

關於基層治理的研究，國內已有研究在治理主體上呈現多元化態勢，涉及範圍十分廣泛；而基層政權建設、包容性發展理念、治理體制創新、村治轉型等研究主題也日益豐富；研究取向方面，向社會管理、社會自治、合作治理等取向發展[2]。從新中國成立起，黨組織突出強調社會建設與社會管理的探索。竇玉沛（2014）在《從社會管理到社會治理：理論和實踐的重大創新》中以1949年為起點，將我國社會治理模式劃分為政府“管控型”社會管理、“黨政主導型”社會管理，以及新時代社會治理三個階段進行闡述[3]。陳鵬（2018）在《中國社會治理40年：回顧與前瞻》中以1978年為起點，將我國社會治理模式分為社會治理管控階段、經營階段、管理階段以及治理階段四個階段進行闡述[4]。何海兵（2003）在《我國城市基層社會管理體制的變遷：從單位制、街居制到社群制》中則是基於我國城市基層社會管理體制的演變進行劃分，闡述我國城市基層社會管理從單位制到街居制再向社群制的轉變[5]。這些學者從不同視角對我國社會治理的發展過程進行劃分，但總體而言我國的社會治理特別是基層治理逐步由權力集中向權力下放趨勢發展。

（二）國外研究現狀

相比於國內，國外學術界較少對“基層治理”下定義，而更多是研究“社群治理”。對社群的研究，國外最早起源於德國社會學家斐迪南·滕尼斯。他在代表作《共同體與社會》中對社群進行系統的闡述，他認為社群成員具有關係密切、強烈互相認同感的特徵，社群是作為社會最為基礎的組織形式。英國學者斯托克就治理機制的主題進行分析，他在代表作《作為理論的治理：五個論點》中指出，治理機制不僅僅是依靠具有政治權威的政府實行管理，還包括非政府力量，也就是社會當中的民間機構及其行為者。McCLusky認為，對社群問題的全面思考和討論是誰去解決問題的基礎，社群居民也應加入到社群治理中[6]。在社群自治的實踐中，JohnLever從居民參與角度認為包容性治理已經成為社會治理的主要趨勢，隨著社會開放程度以及公民個人成熟度上升，無論是公民個人還是基層社群都對自治提出了相關要求，這種需求出現體現了其對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等自治方式的追求。

三、個案分析：xx鎮xx村治理模式創新

（一）xx鎮xx村發展現狀

xx鎮xx村位於xx省杭州市蕭山區，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第一次農民運動發軔地。區域面積2.44平方公里，有農戶601戶、戶籍人口2170人、常住人口近萬名。改革開放以來，xx得到43年的穩定發展，每年都是排頭兵，特別是2005年，政府把兩個全區有名的上訪村並給xx村，實現了先富帶後富促共富。xx村的發展主要體現在五個方面：首先，經濟持續發展。2020年，村級可用資金5324萬元，村民人均收入72350元，經營性總資產10億元，經營性收入2031萬元，連續五年全區第一名；其次，產業持續振興。xx村在三產齊全的基礎上，新建5個綠色專案，包括xx樂園、宗教文化園、養老康復園、特色餐飲、紅色旅遊。其中，xx村積極響應國家號召，並充分發揮自身特色，力爭將xx樂園和養老康復園建設成為xx村的“銀山”和“敬山”；再次，環境持續優化。xx村在做好垃圾分類等關鍵小事上投入12500萬元，全面啟動美麗鄉村示範村建設，全村舊村莊改造基本完成，目前正在建立“紅色美麗村莊中央試點村”；再次，保障持續提升。實行村民基本生活三大保障，2020年，全村三大保障額是2500萬元，人均超過10000元。最後，精神持續富有。一方面，xx村重視村集體教育建設的推進，已連續36年表彰優秀學生，並連續9年評選文明戶，表彰獎勵雙美家庭；另一方面，xx村近幾年開始編撰《xx村志》，建起xx村史館，多維度多途徑助力xx村真正做到“走出去”。

（二）xx村治理新模式

1.推行“股份制”改革，不斷深化村集體經濟發展多年來，xx村始終保持著與時俱進的態度，不斷深化村集體經濟改革。1984年，xx村利用土地租賃，發展集體與國有混合所有制經濟，興辦了全省第一家全民與村集體聯營的加油站，為xx村淘到第一桶金。

1999年，辦起當時蕭山第一家由村集體與農戶組建的股份制企業，創辦以來平均每年有20%-30%的分紅。2014年，xx村實施股份制改革，讓村民變股民、把股金短期改長期以及給股東定權發證。2019年，xx村又實施“一改三化”，即產權制度改革、公司化運營、股份化改革和多元化發展，這兩項改革為xx村長期穩定發展打下了紮實的基礎。

2.“兩條腿”協調走路，村集體和個人雙重助力

xx充分發揮集體經濟的政治優勢，堅持集體土地由集體規劃、集體建設、資源集約利用。從1997年開始，xx農民不批地建房，集體收入從簡單的資源出租，拓展到空間、生態和文化資源的利用收益，建成紅色文化街區，旅遊線路產業化。xx村共建成集體標準廠房13萬平方米、商鋪450多個（約3.5萬平方米），並由集體解決一家一戶解決不了的問題，通過村集體來鼓勵並支援村民創業，充分激發內生活力，讓創業有門路、就業有崗位，同時形成十多億元的戰略性集體資產，有長期保障、穩定收益。

3.堅持標準化自治，實現公共服務優質共享。xx村以“黨建+自治”結合為抓手，堅持以岕為紐帶，將鄰里“變成一家人”、將力量“擰成一股繩”、將治理“下成一盤棋”，合力構築岕內的發展共同體。xx村在促進村民“自治”方面，重點強調標準化建設，促成村民管理自覺。通過岕內的人居環境提升、旅遊服務業發展，更多村民選擇回鄉創業、“家門口”就業，截至2020年年底，岕內村民從事旅遊經營及服務人數超1000人，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較上年增加10000元左右，村民更加積極主動配合政府工作，無償參與拆違整治行動，幸福感日益提升。而“安民治村”正是xx村大力推崇的治理之道，通過村民自治，一方面能夠提高村民參與村域治理的積極性，集思廣益，共謀發展，使村集體的發展真正與個體掛鉤；另一方面，村幹部能夠更切實地瞭解民眾真實需要，解決民眾真正關心的問題，多元主體共同推動基層治理體系的不斷完善。

（三）xx鎮xx村治理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1.數字賦能有待加強

隨著網際網路、大資料、人工智慧等新技術的快速發展和廣泛應用，數字技術正成為重塑社會形態的基礎性力量，能夠顯著提升社會治理和社會執行效能，為解決當前社會發展面臨的問題和挑戰提供瞭解決方案，為社會管理現代化、服務精準化、參與常態化提供了現實路徑。xx省推出的“浙裡辦”“浙政釘”等線上APP，正是數字技術賦能政府管理的表現，而xx村在應用數字技術賦能基層治理方面也給予了積極迴應。

在對xx村進行實地調研的過程中，我們瞭解到xx鎮在進行基層治理時，引入了“衙·門口”APP，但是xx村在實際辦公過程中對這個智慧化平臺的應用有待進一步提高，重註冊輕應用現象明顯，村幹部在管理的過程中可能過於注重“衙·門口”的使用者註冊率，而對於後期平臺的應用和管理缺乏系統體系，在一定程度上未能通過數字技術的應用來賦能基層管理的，助力公共服務優質共享，推動公共服務向精準化、智慧化方向發展。

2.“三大保障”負擔過重

xx村重點強調發展的普惠性，提倡發展成果由村民共享。採取“先福利保障，再分配紅利”方式，最大限度減少分配差距，實施“生活、醫療、養老”三大村級保障。其中生活保障是糧食、油料、天然氣免費供應；醫療保障具體為村民門診72%報銷，大病住院95%報銷；養老保障的分配標準是老人每人每月發放2130-3500元的助養金。經過實地調研，我們統計到2020年xx村全村三大保障額是2500萬元，人均超過10000元。由該資料可知，三大保障在村域支出中佔比較大，且由於xx村老年人口占比大，全村有600多位老人，人口老齡化問題同樣比較突出。

3.治理主體較為單一

並不是單一的組織機構能夠做好基層社會治理工作的，還需要更多的社會組織、群眾等單位組織參與到其中[1]。我國農村現行村民自治制度，村民委員會為主要的工作中心，普遍存在村幹部主導各村各項事務，村域治理與發展的責任也主要由村幹部來承擔，村民參與治理的意識還有待加強，村民參與民主管理和民主生活的積極性還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間。在xx村調研的過程中，我們瞭解到雖然近幾年村民的民主意識在不斷增強，但是村民在鄉村社會治理上的參與率仍然不足，無法群策群力形成合力，導致鄉村社會基層治理的難度增加。治理手段較為單一，仍然存在上級釋出命令，基層照令辦事的現象，缺乏創新性和主動性，這樣的治理模式會導致管理粗放、資訊公開程度低、村民接受度差等問題。

四、基層治理的有效創新策略與實踐路徑

（一）加強數字技術的應用，更好賦能基層治理

充分發揮現代化資訊科技的強大作用，提高治理效能。將數字技術應用到經濟發展和社會治理的方方面面，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公共服務優質共享。一方面，通過數字化平臺建設，更高效地展開資料收集、政務公開等工作，促使領導班子決策更加科學化、民主化，進一步提高民眾的參與度，群策群力推動治理效能提高。另一方面，充分發揮數字化平臺的留痕功能，通過大資料來鎖定民眾真正關心且需要的板塊，實現精準化、高效化服務。同時，有效利用數字化平臺的監管功能，更好發揮民眾的監督作用，通過網際網路搭建民眾與公共組織管理者線上交流平臺，鼓勵民眾建言獻策。此外網際網路的實時更新等特點，也能幫助民眾更好更全面地瞭解政府工作，監督政府工作。

（二）“兩條腿”協調走路，集體和個人共同推動發展

所謂“兩條腿”協調走路，就是充分發揮集體經濟的政治優勢，堅持集體土地由集體規劃、集體建設的同時，積極鼓勵個人創業，從富民到強村，從個富到共富。經濟發展不能沒有領導班子的統籌規劃，但同時也離不開個體的努力，通過實行股份所有制等途徑將個體利益與集體利益掛鉤，“兩條腿”協調走路，集體和個人共同推動發展，充分激發各部分參與積極性，發揮各部分優勢，降低決策風險，努力實現“1＋1”＞2的效果。

（三）推行基層“自治”創新發展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加強基層治理體系建設，推動社會治理重心向基層下移，發揮社會組織的作用，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由此可知，基層社會治理效能的提升除了要求政府自身資源的下沉之外還須社會資源的引入、自治力量的挖掘[9]。充分給予村民“自治”的權利，群策群力共謀發展，採取這種治理模式，一方面可以更好激發村民的參與熱情，推行民主管理，集思廣益，促進決策的科學性、民主性；另一方面，村民“自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發揮民眾的制約和監督權利，促使公共服務優質共享，公共管理效率提升，及時準確地滿足民眾真正之所需，提高基層工作的針對性和有效性。

五、討論與總結

隨著我國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徵程，全體人民共同富裕被擺在突出位置，而在推進共同富裕的過程中，基層高效治理髮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相較於傳統的基層治理模式來看，新型治理模式更多融入數字技術、村民“自治”等現代化發展元素，多維度多途徑促使基層治理向數字化、科學化、精準化方向發展，推動權力集中向權力下放轉移，群策群力共謀發展，集思廣益降低決策風險。本文以xx鎮xx村為例，展開對基層治理新模式的探討與研究，力爭打造新時代智慧鄉村，不斷優化基層人才隊伍建設，充分激發基層建設的能動性和創新性，加快實現基層治理現代化，更好助力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